［摘 要］产业强则县域强，产业兴则人民富。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四个着力，其中之一便是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这也是促进农民致富增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举措。之所以强调县域是因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县域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载体和切入点。目前，县域富民产业发展面临体制机制不健全、产业发展不平衡、要素流动不充分、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以及消费不充分等困境。因此，为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活要素潜能、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加快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素双向流动；县域富民产业
一、引言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县域富民产业作为新时代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促进其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路径。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县域富民产业”这一概念，并指明“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方向。2022—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陆续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产业”，明确了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延续支持县域产业发展的思路，从更高起点对县域富民产业进行规划，指出要“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这些政策部署不仅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指导，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2023年全国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48.3万亿元，比2022年增加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8.3%。2022—2023年在工信部公布的两批次200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县域地区拥有81家，占比达40.5%。
县域富民产业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学界对县域富民产业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兴起的乡村产业富民模式。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县域富民产业的内涵、增收机制及发展困境展开。在内涵方面，现有研究多从地域资源禀赋与产业辐射效应两方面对县域富民产业的内涵进行界定与探讨。在增收效应方面，对县域富民产业的富民作用已达成共识：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为城乡居民创造更多本地就业与创业机会，有助于强化就业拉动效应；另一方面，县域富民产业拓宽了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并依托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增强居民增收能力，发挥收入增长效应。这种增收效应具有产业模式、群体和区域的异质性。在发展困境层面，已有研究认为，当前县域富民产业发展面临产业主体经营能力较差、产业结构不优、产业集群培育不足、产业联农带农机制不健全、产业资源要素流动受阻等困境。
现有县域富民产业的相关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然而，多数研究只聚焦局部性的经验分析，缺乏整体性的理论探讨，尤其是对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机制探讨不足。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背景下，部分地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迅速，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和县域经济增长，但多数地区仍然面临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滞后、转型升级困难等困境。从全国层面看，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基于此，本研究围绕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构建系统性的逻辑框架，深入剖析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探索切实可行的培育路径，旨在为新时代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
制度改革、要素潜能激活和消费需求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县域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组织变革，构成县域富民产业繁荣发展的动力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一）制度改革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制度改革构成县域富民产业蓬勃发展与规模扩大的坚实基础，通过优化支持政策和完善营商环境，为产业成长铺平道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现实约束，如经济基础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要素保障机制不完善等，而培育和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离不开制度的有效供给和不断完善。在政策支持方面，制度改革能够破除制约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人才政策改革，打破城乡人才流动壁垒，为县域富民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在营商环境方面，制度改革能够激发县域经济的内生动力。通过完善产权制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增强市场主体投资信心；通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土地要素活力，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县域富民产业提供发展空间；通过财政金融制度改革，创新支农惠农方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县域富民产业，解决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将政府、企业和农户等主体紧密连接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激发各方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通过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确保产业链各环节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从而推动县域富民产业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近年来，县域富民产业迅速崛起，正是产业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逐步完善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培育和发展县域富民产业，需强化政策支持以完善制度框架、优化营商环境以激发市场活力，以此筑牢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制度根基。
（二）激活要素潜能是县域富民产业效益得以提升的核心动力
作为推动县域富民产业经济效益提升的核心驱动力，要素价值的有效激活不仅能促进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与利用，还能激发产业内部的创新活力与增长潜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缓解县域资源外流压力和推动县域富民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在要素禀赋方面，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显著，为县域富民产业多样化发展提供了独特契机。立足县域特色优势资源要素，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不仅有助于充分激活要素潜能和释放县域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且能显著提升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在要素种类方面，数字时代的到来催生了以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它们正逐步演变为关键生产要素，不仅拓展了传统要素的范畴，还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引入新型生产要素，不仅有助于挖掘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力，更能促进要素间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产业发展效率与质量。在要素配置方面，通过推动要素在县域的顺畅流动与高效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培育注入动力，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竞争力。
（三）消费需求倒逼县域富民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县域消费与县域富民产业相辅相成，前者通过文化牵引、要素集聚为后者提供文化支撑、资源保障，后者则通过产业升级和就业创造进一步激活县域消费潜力。二者协同发展不仅推动县域经济的繁荣，也为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县域消费具有文化基因的牵引作用，为县域富民产业提供文化支撑。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农村的重要节点，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文化，这种文化纽带不仅能激发返乡创业群体参与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热情，也为县域富民产业注入文化内涵。例如，依托乡土文化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民俗体验等既满足了县域消费需求，又推动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价值。第二，县域消费具有要素集聚作用，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随着乡村产业园和农业示范区等平台的建成，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县域内得以高效整合。县域消费通过集聚效应，吸引外部投资、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升生产效率；通过促进技术溢出和创新合作，增强产业竞争力。要素集聚还推动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为县域富民产业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例如，浙江省安吉县通过整合竹资源、技术和市场，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成为县域富民产业的典范。县域富民产业的培育与壮大是推动县域经济结构优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抓手。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是产业发展的三个关键维度，它们相互依存、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产业发展的有机整体。因此，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必须综合考虑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协同作用。
（四）优化产业布局，引领农民增收致富
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以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前提，需紧密结合县域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及市场潜力等核心要素，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发展各类产业。产业布局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中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这种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不仅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空间支撑，而且为产业组织的壮大创造有利条件。合理的产业布局能够引导资源向优势区域和优势产业集中，实现区域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为县域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山西省大同市立足自身农业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制定的《大同市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专项规划（2018—2022年）》提出质量兴农、绿色旺农、特色富农、品牌强农发展路线，着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五）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
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核心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即实现从低附加值、低效率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效率产业的动态跃升。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优化产业布局与壮大产业组织的重要基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以及提升资源集聚效应等路径，县域富民产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得以提升，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转型。这一过程不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速技术扩散，还通过产业链延伸与产业集聚，强化了产业协同效应，最终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例如，山东省莱芜区依托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建设，深化“资源依托项目布局”配置机制，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保障，推动一系列重大产业项目顺利落地与建设。
（六）培育壮大产业组织，注入发展新动能
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关键在于培育壮大产业组织，重点培育龙头企业、小微企业、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多元主体。产业组织作为连接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的纽带，其模式创新与布局优化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根据分工理论和现代产业集群理论，产业组织形态变革对技术扩散、效率提升和竞争优势构建具有关键作用。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组织间的协同联动，可显著增强产业发展效能，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产业组织发展壮大有利于多元主体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从而实现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目标的有机统一。例如，陕西省石泉县依托预制菜产业，积极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创新实施“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大户+农户”发展模式，并在多元主体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民增收，让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发展。通过发展富硒预制菜，带动3万余户农户增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4亿元。
三、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县域富民产业发展面临多重制约，政策支持需要加强，营商环境亟待优化
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传统县域富民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政策支持和营商环境等因素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限制了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壮大。一是政策支持需要加强。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未能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致使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县域富民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困境。另一方面，政策的不连续性导致市场主体和投资者信心不足，社会资本对县域富民产业的投资意愿下降。地方官员变更频繁、任期有限，导致其更看重短期政绩，缺乏对县域富民产业的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二是营商环境有待优化。一方面，部分县域地区领导不作为，个别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工作推进标准不高，甚至在为企业服务时表现得不礼貌、不耐心。另一方面，一些县域产业存在垄断问题，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中小企业发展受阻。例如，部分地区在产业布局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使得少数企业凭借资源优势或政策倾斜占据主导地位，挤压了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要素流通不顺畅、配置效率低下制约产业转型升级
县域富民产业发展面临多重壁垒，主要包括人才、土地、资金、技术和数据等方面，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制约了县域经济向高质量、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在人才方面，县域地区普遍面临高层次人才供给不足与人才流失严重双重困境。县域地区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外流问题。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存在不足，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人才。在土地方面，尽管县域地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但利用效率低，存在大量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土地。土地管理制度僵化、流转机制不完善，导致新兴产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土地资源。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正在稳步推进，但一些改革事项缺乏政策配套、工作衔接，进展缓慢。在资金方面，资金短缺是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一大壁垒。中小微企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主体，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升级和规模扩张。县域金融机构存在“吸存不放贷”现象，大量资金被转移到城市或发达地区，导致县域内资金匮乏。另外，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不足也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尽管国家鼓励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机制，因此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的积极性不高。在技术方面，县域企业大多为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研发投入不足，难以突破技术瓶颈。同时，县域地区科技资源匮乏，缺少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载体，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脱节。县域地区还存在技术送不到“点”上这一关键问题，即技术供给和农民关心的产量、销路和收入等问题不匹配。一些技术人员“在车里教、在屋里教，就是不下田里教”，导致技术培训的实际效果不佳。在数据方面，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赋能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数据与传统要素融合不足，其在县域经济中的应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县域地区信息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能力不足，难以通过数据驱动实现精准决策和资源配置优化。
（三）县域消费转型升级面临多重壁垒，消费潜力释放受限
县域消费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多重壁垒，主要体现在消费方式滞后、消费结构失衡以及消费模式创新不足三个方面。首先，从消费方式看，县域消费面临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的困境。传统的农村消费以个体化、分散化、封闭性、自给自足、低层次为特征，消费内容以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和维系邻里关系为主。农民群体受邻里人情和血缘亲情等社会关系影响，消费表现出跟风消费、炫耀性消费、攀比消费、借贷消费等非理性特点，人情消费占支出的绝大部分，重要性远超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消费项目，导致消费结构失衡。同时，县域消费者对商品品牌认知不足，“山寨品消费”较为普遍，这限制了消费质量的提升。其次，从消费模式看，尽管县域消费正从单一的线下模式向“线下+线上”融合模式转变。电子商务进农村为生活用品和农资农具购买等提供了线上渠道，但消费模式创新仍显不足。最后，县域消费内容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尚未完全实现。餐饮、亲子、洗浴、健身等生活服务类消费，以及生态观光、农事体验、农家乐、民俗体验等休闲文化旅游服务类消费新业态，虽逐步进入县域农民的视野，但其发展规模和覆盖面有限，未能充分激活县域消费潜力，导致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受限。
（四）县域富民产业面临布局、结构与组织能力困境，高质量发展亟须突破瓶颈
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在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等方面面临困境，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一是产业布局不合理。县域富民产业存在小、散、乱问题，发展缺乏整体规划和协同性。部分地区产业布局与资源禀赋不匹配，导致产业发展效率低下。同时，县域富民产业多集中于低附加值的初加工环节，产业链条短，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未能有效衔接，难以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二是产业结构存在壁垒。县域富民产业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型升级面临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多重瓶颈。此外，产业结构单一，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少数农产品或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市场竞争力不足。三是经营主体能力不足。县域富民产业的经营主体多为中小企业，综合实力弱，创新能力不足，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具体而言，一是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有限，许多县域地区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难以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格局；二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足，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主体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三是企业创新能力弱，缺乏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能力，难以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压力。
（五）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在联农带农方面考虑不多，影响农民就业增收
目前，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仍面临联农带农机制不完善、利益联结形式单一且缺乏长效保障机制、主体间利益联结不紧密等问题。一是县域富民产业的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健全。部分地区产业规模有所扩大，但仍面临用工减少、农户参与度下降等挑战，甚至出现部分产业发展背离农民利益、影响农民生计的情况。二是利益联结形式较为单一，缺乏长效保障机制。当前，利益联结形式仍以农产品交易和土地流转为主，分红制、股权合作等利益联结机制尚未普及，导致农民难以充分参与产业增值分配。三是主体间利益联结不紧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导致农民在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参与度较低，未能真正从产业升级中受益。部分县域地区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合作也不够深入，未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四、我国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优化协同，提升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基础能力
加强政策支持。首先，要根据县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因地制宜制定区域产业扶持政策。优先支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主导产业和具备比较优势的重点区域，避免“一刀切”式的政策供给。建立“1+1对1”（“1个优势园区+1个中心城区”对口帮扶“1个县域地区”）对口帮扶机制，补齐乡村振兴短板；对获评省级培育试点的特色农业县，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奖励，助力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其次，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一是通过创新机制打破传统组织框架，促进人才、知识等核心要素的流动和共享，打造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的创新平台。二是提高跨区域和部门间的政策协同性。建立健全跨区域和跨部门政策协调机制，整合财政、金融和土地等政策资源，形成政策合力，避免政策冲突和资源浪费。最后，完善政策评估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动态调整政策，保障政策持续有效。
营商环境需持续优化。一是重点平衡“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分工。政府应适度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释放市场活力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促进经济运行效率与稳定性的同步提升。二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行政审批流程，从根本上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为市场主体营造更加便捷、高效、公平的营商环境。一方面，大力精简审批流程，砍掉不必要的环节与手续，实现审批流程“瘦身”；另一方面，需不断提升行政审批效率，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减轻企业负担，切实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宽松和有利的环境，激发市场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潜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法治建设，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健全要素保障机制，突破县域富民产业发展面临的多重壁垒
要从人才、土地、资金、技术和数据五个方面协同推进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人才方面，应实施引才、育才、留才三位一体策略。通过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提升县域吸引力；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其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农村电商教学、乡村网红培育等活动，挖掘“土专家”“田秀才”等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本土人力资源支撑。例如，可通过校企合作、技能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人才。在土地方面，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推进土地流转和各种闲置土地盘活利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探索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作，为产业发展提供用地保障。在资金方面，强化资金保障。通过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设立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产业项目建设和龙头企业培育，确保资金精准投向关键领域，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金融工具，推广“县域特色产业贷”“乡村振兴贷”等产品，探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融资，拓宽融资渠道。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化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协同创新机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全面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与发展潜力；推动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效益提升。例如，通过“校企合作”“周末工程师”“科技副总”等柔性引才机制，引进高素质人才服务县域富民产业创新；完善企业引才激励政策，针对重点企业的紧缺人才实行“一人一议”政策，弥补“塔尖”人才短板，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在数据要素方面，加快县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深度融合。依托县域大数据平台，提升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能力，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助力县域经济智能化与高效化发展。同时，推动县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拓宽市场渠道。例如，可通过发展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释放数据要素的赋能潜力。
（三）顺应消费需求发展趋势，推动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链延伸
首先，应加快县域富民产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完善农产品和农用物资的现代流通网络，支持各类主体协同共建产业链，提升产业的数字化水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对品质和效率的更高要求。其次，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原则，发挥县域的独特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延长“土特产”产业链。一方面，立足特色农产品种养优势，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培育县域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全面增强县域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培育乡村新兴业态，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和文化体验等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旅游向差异化、品质化方向转型升级；采用“数字+特色产业+政府”经营模式，通过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等线上互联网平台，以及产品发布会、展销会和品牌推介会等线下活动进行有效宣传，树立品牌形象，提升消费者认可度。最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集群。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项目，如庭院经济、林下经济和民宿经济等。推动“农业+种植业+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依托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促进农旅体验升级；发展休闲农业（如采摘、研学和农事体验），建设特色民宿和田园综合体，从而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通过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规避产业同构化竞争态势，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四）规划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在产业布局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以县城为核心、中心镇（乡）为节点、中心村为支撑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规划跨县域产业发展，根据县域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合理布局产业项目，推动产业向园区集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向集约化、协同化方向发展。通过科学规划，结合县域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避免小、散、乱现象。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有效衔接，形成从生产到消费全产业链布局。例如，依托县域特色资源，布局现代农业产业园或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集聚与规模化发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整体竞争力。
在产业结构方面，需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大对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另一方面，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减少对单一产业或产品的过度依赖，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例如，可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农村电商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丰富产业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此外，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县域富民产业与新技术、新模式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产业组织方面，需强化经营主体能力，构建多元协同的产业组织体系。一是培育和引进产业龙头企业，发挥其在技术、品牌和市场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例如，通过政策扶持和招商引资，吸引龙头企业入驻县域，构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协同发展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其运营管理向规范化、专业化方向迈进。例如，通过提供培训、资金支持等方式，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接入能力，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三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例如，通过产学研合作、技术引进等方式，增强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同时加强品牌培育，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
（五）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民增收与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需从政策引导、主体协作和风险防范三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模式，确保农民能够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为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首先，应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体系，将带动农户增收效果作为政策实施的核心考核指标，确保联农带农机制的效果成为政策资源配置的重要导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手段，引导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动承担联农带农的社会责任，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广大农民群体。例如，可将带动农户数量、增收效果等指标纳入政策评估体系，形成政策扶持与联农带农效果正向反馈机制。其次，引导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采用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多种形式，使农民充分参与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并分享产业链增值红利，推动共同富裕。例如，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党支部+合作社+产业+农户”等组织形式，为合作关系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企业可通过保底收购、利润返还等方式保障农户收益，合作社可通过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对接等服务带动农户发展，家庭农场通过土地流转、劳务合作等方式与农户形成紧密协作关系。多元化的利益联结模式不仅能提升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还能增强县域富民产业的稳定性和长期发展能力。最后，规范和引导农业农村领域的投资行为，实施“一企一策”，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为联农带农提供制度保障。针对不同企业的特点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扶持措施，不仅能够更好地激发企业的投资活力，还能确保投资行为更符合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始终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确保其能够从投资活动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作者简介：
周密，管理学博士，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带头人，国家级青年拔尖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研究方向为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主持各类课题2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6项。发表SCI/SSCI/CSSCI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4部。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项，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多项。
陈书鹏，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融发展。
附本文题录：
周密、陈书鹏.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社会科学辑刊,2025(03)126-133.